利益的驱动，永远是最有诱惑力的。虽然中国政府期望着美德两国的投资，但也不是没有对日后的考虑和防范。
相对而言，中国对德国的资本更加欢迎，条件也更为宽松，但这些都是写在秘密条款中的。
陈文强认为，在中国的工业建设中，目前主要应由中美德三方作为主导，哪一方都不能超过半数，颇有些三足鼎立的味道。然而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一战爆发，无论中国采取中立，还是加入协约国，德国的投资势必被中国政府所没收，最后的结果就是中方独大。
虽然这有些不厚道，但国与国之间就是这样，根本不能象人与人之间那样保持道义和信誉，一切都将以国家利益为重。
就象美国的表现在列强中相当特立独行一样，它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坚决反对列强向中国索要高额赔款，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是认为那将把中国逼向灾难，影响列强的“可持续性”掠夺或曰发展；而其中将庚子赔款多余部分退还，并完全用于办学，其中既有洋溢着美国精神的理想主义追求，也有着眼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考量。
在当时，1905年的抵制美货风潮中，中国青年高涨的反美情绪引起了美国上下的警觉。外交官如美国驻日代办威尔逊与学者们如康奈尔大学教授精琪都向总统发出警告，美国所接收的中国留学生太少，甚至远不如欧洲小国比利时，美国将因此在精神领域内失去对整整一代中国人的影响力。
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甚至提醒罗斯福总统：“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将因此而在精神与商业两方面收获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国的留学流，并使其壮大。那么我们此时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那就是以知识和精神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这位大学校长坚信，为赢得中国青年而付出成本和代价，即使从物质利益角度来说也是值得的“与军旗相比，道义与精神将更有力地支配商业”。
从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迅速崛起。比肩日本，留日生与留美生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不断成为主角。吊诡的是，当大多数留日生连日文都说不流利时，留美生却多数能够学贯中西，涌现了不少泰斗级的人物。当大多数留日生热衷“主义”与“革命”，为了“主义真”而“砍头不要紧”无论砍别人的头还是砍自己的头时，留美生则更为关注“问题”，关心文教，关注科学。
在陈文强看来。日美两国如同股市中的长线客和短线客，做长线的美国与做短线的日本在中国体现了鲜明的对比：从日本进口的各种速食“主义”、“思潮”潮起潮落，而从美国“进口”的“德先生”、“赛先生”成为日后持久的理想灯塔，尽管很多时候其光芒实在太过微弱。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谁也别把自己看得那么高尚，虽然美国的政策使中国获得了利益，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就真的那么无私，探究到最后。依然还是国家利益在引导着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