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有所不知，我舅家是制琴大师玄松子的传人，世代制琴，在蜀地很有名气，此代传人便是我的嫡亲舅舅张岳，他一年只制一张琴，非知己挚友不赠不卖，因此世间少有他制的名琴。今年八月，我写了好几封信求他赐琴，因他最是疼爱先慈，破例赐我此琴。这张琴名为‘绮年’，音色清澈柔和，最适合小娘子弹奏，我把它送给你，或是自己学，或是赠予他人，都是极好的。”
王浮抚摸着琴身，这张琴做得极漂亮，她虽然是个外行，却也被它深深吸引住了。宋氏看着她爱不释手的样子，笑意盈盈，把一边正在欺负映之的冬郎捞起来，抱在怀里揉了揉，突然明白了赵氏为何总是喜欢揉王浮的脸皮和小肚子，真的挺舒服的，而且心情莫名就变得特别好。
“多谢二婶，那我就厚着脸皮收下了。对了，听说二娘姐姐要跟随姐夫入京?”
“是啊，新婚的夫妻，哪有一日分得开呢?其实我不愿她跟着进京去，第一，何文焕是何家独子，若高中，少不得要在东京或者外任做官，到时候他们夫妻俩倒是在一起逍遥了，亲家公和亲家母谁来奉养?若不中，还得接着考，他们不论是回家来还是在东京居住，都得生儿育女了，到时候又是一地鸡毛。第二，风言风语最不利于读书人，耽于情爱容易被人耻笑，不孝顺父母更是连官位都坐不稳，她连这个道理都想不通。”
宋氏现在知道为儿女规划着想了，看着陷入爱情，盲目乐观的女儿，她愁得头发都白了。
“二婶这些话，须同二娘姐姐好好商量一下，她不过是一时糊涂罢了。”其实王浮猜想，二娘有可能是想去东京看看绸缎生意的前景，是否如同王浮所说，来年朝廷将会再开银星和市。因为二娘回门那天，跟她说，何文焕觉得自己力有不逮，很可能考不中，也不想虚耗光阴，打算另找门路入仕。
其实她完全不必亲自去东京，因为范仲淹十一月的来信中已经跟她透露，因为陕西四路捷报频传，西夏人确实安分不少，不光是为了趁虚而入，腐化西夏人，也为了边境百姓的生活，朝廷都打算明年二月重开和市。
“我多劝几次她也就听了。对了，八郎什么时候回来?这都快过年了。”
王瑾参加完二娘的婚礼，就被王方派到邓州去办事了。另外，范纯仁考了乡试第一，也就是“解元”，虽然范仲淹没有大肆庆祝，但王家总该派人去祝贺一下。
而且，今年年底磨勘时，邓州一枝独秀，范仲淹因为治下水泥和蜂窝煤事业的发展壮大，评绩为“上”，邓州上缴的赋税翻了几番，仁宗大喜过望，准备给范仲淹升职加薪。结果范仲淹上书，言明赋税增长已经到了最高界限，这是新技术带来的赋税激增，并不是因为他治理有方，如果再延续这样沉重的赋税比例，邓州新兴的水泥厂就会不堪重负，纷纷倒闭，到时候，邓州的赋税可能连往年的一半都不如。
范仲淹的政敌们攻击他危言耸听，更多的人因为听不懂而保持沉默，同平章事文彦博是个老好人，上书帮范仲淹求情，反而一同被人攻讦，范仲淹的老友韩琦也帮忙上书，当时他在定州练兵，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定州军军纪严明，声名远扬，本来仁宗也打算把他调回来，结果他一掺和范仲淹的事，就被人说成是范仲淹结党营私，仁宗虽然知道这几人的品行可靠，不会结党，但党争一直是大宋朝廷的暗伤，一旦涉及，各种各样纷乱的说法就会被激起来。
很快，朝堂上又成了一锅粥，仁宗本来就有头疼的毛病，一吵起来，他的头就疼得厉害，一下子厥过去，医官诊断说他不宜大喜大怒，否则有损寿数。
仁宗醒来后，仔细想了许久，突然想到以前有一期《和乐小报》好像写过一个志异故事，是《芙蓉城志异之婉娘》的姊妹篇《钟生》，里面写的是贫寒农家子钟生通过族人资助和良师益友的帮助，勤学上进，一朝登科，入朝为官，在各地做了十几年的知县，期间遇到的神鬼之事，他擅长狱讼断案，手下能人异士辈出，每每碰到不可解释的案子，钟生都能通过蛛丝马迹找到真相。这个故事在《和乐小报》上连载，一期一个故事，每一期结尾都留着结尾的悬念，勾着人们买下一期看故事的来龙去脉，因此卖得极好，每次发售时，赵家书籍铺一开门，立刻就会被抢光，剩下没抢到的人只能等两天后补发的。这《钟生》里有一个故事，与其他的案件有很大不同，听东京城内的学子分析说，这个案子很有可能不是乔生写的。
是的，这个故事是王浮写的，她写钟生到一个偏远地区做知县，这里有一座大山，山里有个世外桃源，发生了一件惊天大案，全村的百姓因为械斗两败俱伤，只剩下一个老者，老者讲述了桃源里二十年来发生的所有事情。后面王浮用春秋笔法，把前世的几千年历史浓缩在“桃源”这个小社会里，表现了桃源社会从氏族到奴隶，再到封建，最后到资本社会的进程，其中有一段，写的是桃源首领搜刮百姓钱财，用上贡的名义让其他人成为赤贫，最后无力耕作，无力生产，整个社会秩序崩溃了。桃源首领的奴隶们生产了很多绫罗绸缎，却无人购买，他再也收不上贡品了，自己的财产也逐渐减少，直至消失。
这个案件里的核心，也有人分析过，其实暗指朝廷赋税过重，本来仁宗也很生气，但百姓因言获罪，不是明君之行，更何况他也是钟生的“粉丝”，不想为难作者，便把这事轻轻揭过了。
现在他又想起来这个故事，找出来范仲淹的奏折，发现范仲淹的说法与《钟生》里的说法基本一致，心下狐疑，觉得这篇故事就是范仲淹写的。他自己心里清楚，赋税过重，百姓们怨声载道，朝廷根基就会不稳固，但不收税又能怎么办呢?怎么养兵?怎么养官?怎么赈灾救灾?怎么缴纳贡钱?
仁宗心中烦闷，派了皇城司的人去邓州问范仲淹，范仲淹说：“我在邓州的任期已满，按理应该调任到别处去，但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如果不确定某项政策合不合适，不如就在一个小地方先做实验，我看邓州就是个很好的实验地，不如官家再给我一年，让我能够自由调整邓州地区的赋税，明年年末，如果邓州的赋税不能比今年上涨一倍以上，那就治我范仲淹的罪，如果能够增长，说明我的想法是正确的，可以在别的地方照样施行。”
这话仁宗没理由不赞成，但朝廷上的其他人就不一定了。但仁宗出乎意料地坚定，让范仲淹照旧知邓州，答应了他的请求，很多人以为，这是第二次“庆历新政”的开端。
是不是第二次“庆历新政”，只有仁宗自己心里清楚，但这件事给他最大的影响，是他突然意识到了办一份朝廷报纸的重要性。正好庞籍给他推荐了一个人才，他本来没想立刻给他安排事情，但现在看来，这个人极合适办报纸。这人叫司马光。
于是，可怜的司马光，本来在家里等着任命，突然接到了一份奇怪的旨意，给他安排了一堆手下，在国子监旁给他搞了一个小院子，让他编报纸。